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的概念变迁包括: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等。在电子数字计算机出现后不久,数字转换(1954年)和数字化(1959年)就相继出现了。数字转换,也有人称之为计算机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由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过程。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到业务流程中并帮助企业(组织)实现管理优化的过程,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集成优化和提升。数字化转型最早在2012年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强调了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和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我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四年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化转型从企业(组织)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
【Note】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ENIAC、EDVAC为代表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大放异彩,人们开始把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由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这一过程称为数字转换。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开始整合到业务流程中并帮助企业(组织)实现管理优化,数字化的概念也在1959年出现,但最开始时它与数字转换在含义上并未刻意区分。例如,在韦氏词典中,对于数字转换和数字化的解释都是“将某个事物转为数字格式的过程”(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something to digital form)。
在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尤其是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发展浪潮后,数字化的概念被大大扩展了。数字化开始更多地与数字转换概念区分开来,数字化的含义从单点孤立的应用延伸到完整连贯的流程,更为强调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集成优化和提升。不仅如此,人们意识到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经营中的关键作用。IBM于2012年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强调了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和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
【Case】
1953年,通用电气公司(GE)面临全球125家分支机构超过40万雇员的薪资处理问题,而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咨询部(后发展为埃森哲)面对庞大的计算量,大胆引入当时仍不成熟的商用计算机成功完成项目。数字计算机替代了纸张和手工计算,实现了薪资数据的存储计算,提高了计算任务的效率、准确度,以及数据交换便捷性。
在企业(组织)内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已被大量数字转换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开始谋求对整个生产运营管理活动进行优化提升,以ERP(企业资源计划)等为代表的企业管理软件应运而生,支撑财务、采购、销售、制造、供应链、风险与合规等一系列业务流程贯通,实现业务流程间的数据流动和业务集成。以国家能源集团的数字化实践为例,集团构建以ERP系统为核心的智慧管理平台,包含人力资源、财务、物资、设备、电子商务、资金管理、销售管理、供应商管理等经营管控内容,可实时管理全集团约4万个细化到班组的组织机构、29.6万名员工、39.9万个合作供应商、2665类所需物资,以及每年约190万个采购及销售订单量、1000万笔财务凭证、300万张合并报表等数据信息,业务互通、数据共享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初步形成。
马士基(Maersk)集团作为全球集装箱运输的“领头羊”,将其在集装箱物流领域占全球1/7的巨大业务体量的行业优势与数字化相结合,构建基于区块链的全球贸易数字化平台,实现货主、物流服务商、交易方和监管机构相关业务活动在线化,推动其从航运承运商全面转型为一站式全球综合物流服务商,逐步让全球贸易数字化平台成为未来全球集装箱物流界的“水电煤”,进而推动全球航运生态的数字化转型。
信息化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梅棹忠夫(Tadao Umesa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我国在《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将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信息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开展信息技术应用的代名词,但广义信息化与工业化一样,本质上指的是工业化之后人类正在进入的新历史进程。信息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深化还将不断延伸和拓展。
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了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等概念变迁。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于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构建业务新体系和发展新生态。数字技术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发展是广义信息化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因此,数字化转型是信息化发展到新历史进程的现阶段重点和关键性要求。
【Note】
日本学者梅棹忠夫(Tadao Umesa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信息化,并在80年代被转译到英文文献中。我国早在1997年就对信息化展开讨论,在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中将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国家信息化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并在2006年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扩充了信息化的定义:“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III)的简称,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国情,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前提下抢抓信息化发展先机,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大历史进程协调融合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从党的十七大到十九大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长期实践表明,两化融合是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之路、成功之路。
【Note】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历史进程。工业化发展进程以技术为核心驱动要素,主要使命是实现物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信息化发展进程则主要以数据(信息、知识)为核心驱动要素,主要使命是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从全球范围来看,因基础和条件差异,不同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历程不尽相同。总体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开始推进信息化的,信息化是在工业化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呈现出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梯度发展格局。我国是在工业化未完成时就迎来了信息化发展浪潮,因此走的是一条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的新型道路。
推进两化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国情,作出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部署。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要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后,面临发达国家正在实现信息化的新形势,我国是继续先实现工业化、再实现信息化,还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各界日益认识到信息技术引领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必须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同步推动信息化的发展,二者互为助力,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五大首次将信息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两化融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化深度融合一脉相承,是新时代背景下两化融合的新目标、新内容、新要求,标志着两化融合迈入新阶段。
在全球产业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探索的两化融合是一条基于中国特色、中国实践开辟出来的经济增量发展新路径,是一条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可行路径,也是一条在全球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日益刚性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是要将适应物质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T/AIITRE 10001《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不断深化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打造提升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能力,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创造、传递并获取新价值,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以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为主要目标,主要侧重于以数字技术为引领打造数字新能力,推动传统业务创新变革,构建数字时代新商业模式,开辟数字经济新价值和发展新空间。而传统的企业信息化则是以业务管理的规范化和优化为主要目标,主要侧重于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优化提升其业务流程和企业管理。
【Note】
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了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数字转换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由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过程。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到业务流程中并帮助企业实现管理优化的过程,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集成优化和提升。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于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增强客户交互和协作、构建业务新体系和发展新生态。
传统的企业信息化主要涵盖企业数字转换和数字化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下,覆盖企业全要素、全过程、全员的系统性、体系性、生态化创新变革过程,其发展理念、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推进策略等都与传统的企业信息化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图1 数字化发展相关概念与传统的企业信息化概念关系示意图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聚焦于推动传统业务体系创新变革,形成数字时代新商业模式,开辟数字化发展新空间,创造数字经济新价值。数字化转型主要发生在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阶段,是一个以数字化为基础,主要创新和变革伴随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演进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Note】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方法路径存在不同要求,商业模式与转型价值成效也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企业(组织)内部资源综合配置优化和业务流程集成优化。“网络化”阶段主要聚焦于通过人、机、物的开放互联,实现跨企业(组织)资源和能力的社会化动态共享和协同利用。“智能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实现全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智能交互与赋能,支持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资源、能力和服务的按需精准供给。
“数字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网络化”发展才能够取得实质进展。资源和能力网络化连接达到足够的复杂度,自组织、智能决策的技术和产业投入回报价值才会进一步凸显,“智能化”才会步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因此,一定程度的数字化是数字化转型的前提,而数字化转型主要发生在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阶段。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概念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关系见图2。
图2 数字化发展相关概念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关系示意图
数字化转型给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最大变革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逻辑与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作用获取多样化发展效率的范围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逐步取代基于工业技术专业分工取得规模化发展效率的规模经济发展方式。
【Note】
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一般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带来平均成本下降、效益增加的经济现象,其主要成因包括专业化分工、高效专用设备、大批量生产等因素。以物质经济为代表的规模经济,其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是以物理产品作为价值载体,本质追求是高效率、低成本,通过工业技术专业化分工,术业有专攻,不断降低技术难度,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扩张,大幅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从而在生产决定消费的价值链中获取竞争优势和规模化发展效益。
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则是针对关联产品(服务)生产而言的,通常是指企业通过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产品(服务)种类,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服务)而引起的单位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提高的经济现象。范围经济的成因主要包括生产技术装备功能多样化、研发成果扩散效应、无形资产充分利用等因素。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范围经济,其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则是以数字内容服务作为主要价值载体,本质追求是创新创意、用户体验、高质量等,通过数字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激活数据要素创新创造潜能,大幅降低专业服务的门槛和跨界融合的难度,支持按照用户需求动态、开放组织生产协同供给的多样化创新模式蓬勃发展,从而在需求决定供给的价值网络中获取竞争合作优势和多样化发展效益。
在物质经济时代,市场环境相对稳定,生产者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企业典型的发展方式是围绕特定物质产品形成稳定的业务体系,并通过基于工业技术的专业化分工获取规模化发展效率,实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获取效益增长。钢铁、汽车、轻工、建材等众多行业均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市场需求相对充足的条件下,规模经济具有很大优势,产品(服务)单位成本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以达到非常低的水平。
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将加速从增量阶段步入存量阶段,企业需要开辟新的价值空间才能实现持续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力、价值共创共享生态关系成为变革新趋势,日益显现出强大的增长动力。为了应对愈加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数字时代的范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打造平台化生态,强化用户连接与交互,加快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提高多样化发展效率,充分发挥用户及生态合作伙伴连接带来的“长尾效应”,不断创造增量价值,开辟新的价值空间。工业领域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都是追求范围经济的表现。此外,互联网产业、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等均具有典型范围经济性。
农业经济时代,家庭是主要经济单元,资源汇聚的主导要素是土地,经验技能的承载、传播和使用主要靠劳动力。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其发展的中后期,支持大工业生产的企业是主要经济单元,资源汇聚的主导要素是资本,经验技能的承载、传播和使用主要靠技术。数字经济时代,响应不确定性需求形成的动态、开放组织生态以及相关的个人或团队是主要经济单元,数据成为资源汇聚的主导要素,经验技能(尤其是不确定性部分)的承载、传播和使用主要靠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能够放大其他生产要素的潜力,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是驱动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要素。
【Note】
2020年3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列为比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外的“第五要素”。
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历次转型的典型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关键驱动要素的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历史事件是圈地运动,充分说明了农民对土地要素的严重依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土地生产要素的疯狂掠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典型历史事件是德国科技制度创新和美国福特生产模式,以德国、美国等为代表的国家构建了完善、专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积累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典型历史事件是纳斯达克助力科技企业腾飞,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以及风险资本投资等一系列金融资本与产业的无缝对接模式,成为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事件,如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迅速崛起,数字货币作为传统金融体系的替代品出现,数据主权、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议题等,都说明数据已经成为驱动转型的关键要素。
从企业层面来说,我国企业也经历了几次大转型(图3)。第一次转型的触发点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企业从资源垄断经营转向开放市场竞争,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纷纷投向高增长性业务,产业逐渐实现规模化发展。第二次转型的触发点是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依靠全球性资本投入以及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形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业务,产业规模化和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当前这一轮转型的触发点是我国强国建设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依托数据要素强流动性和传播零边际成本,能够有效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培育壮大数字新业务,构建生态化发展模式,重构和定义产业发展新规则,实现换道超车。
图3 我国企业转型历程及驱动要素变迁
A根据数字化发展演进规律、数字能力建设和数据要素作用发挥的层级,企业(组织)数字化发展(转型)由低到高大致将经历五个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分别为规范级、场景级、流程级、平台级和生态级。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是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组织),即达到平台级阶段,是指在全企业(组织)范围内以及企业(组织)之间,通过核心能力的数字化、模型化、模块化和平台化,推动企业(组织)内及企业(组织)之间全要素、全过程互联互通和动态按需配置,企业(组织)发展方式实现从传统职能驱动、技能驱动、流程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
【Note】
规范级:企业(组织)运行以职能驱动为主,应用(信息)数字技术开展局部职能范围内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支持和优化主营业务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但尚未有效建成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数字化柔性运行的数字能力,也尚未实现基于数字化的业务创新。
场景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技能驱动为主,主要围绕特定场景、特定目标,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关键业务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的作用,解决关键业务领域的信息透明问题,提升关键业务的资源配置效率,建成支持主营业务优化的场景级能力,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支持下的关键业务数字化、柔性化运行模式。
流程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流程驱动为主,基于企业层面主要业务流程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的作用,解决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企业级信息透明问题,提升主要业务流程的集成融合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建成支持主营业务集成融合的流程级能力,在企业(组织)关键业务均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上,沿着纵向管控、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等维度实现了主要业务环节的全面集成融合和柔性响应。
平台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数据驱动为主,基于整个企业(组织)范围内以及企业(组织)之间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和信用媒介的作用,解决整个企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信息透明问题,并基于数据实现价值网络化在线交换,提升价值网络化创造能力和整个企业(组织)资源柔性配置和综合利用水平,基于主要或关键业务在线化运行、核心能力模块化封装和共享应用等,实现了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业务模式创新。
生态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智能驱动为主,基于生态圈数据的智能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信用媒介和创新媒介的作用,解决生态圈信息透明问题,并基于数据实现价值智能化在线共创和共享,发挥生态圈创新潜能,提升生态圈价值智能化创造能力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形成了以数字业务为核心的新型业态,数字业务成为企业(组织)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4 数字化发展相关概念与数字化五个发展阶段对应关系
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是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组织),即达到平台级阶段,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要求:
战略方面。打造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内外部资源动态匹配、业务按需协同和智能产品群、产品全生命周期、产品全价值链等多维服务按需提供的业务场景,构建和形成基于平台级能力的价值网络多样化创新模式,获取价值链/产业链整体的成本、效率、质量、产品和服务创新、用户连接与赋能等方面的价值效益和竞争合作优势,通过满足用户个性化、全周期、全维度需求扩大价值创造空间。
能力方面。完成支持企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柔性运转、全局优化的平台级能力的建设,实现能力的数字化模型化、模块化和平台化,能够在整个企业(组织)范围内乃至企业(组织)之间进行按需共享和应用。
技术方面。建设支撑数据驱动型企业(组织)的系统集成架构,业务基础资源和能力实现平台化部署,支持按需调用,OT网络与IT网络实现协议互通和网络互联,基于企业(组织)内以及企业(组织)之间全要素、全过程数据在线自动采集、交换和动态集成共享,建设和应用企业(组织)级数字孪生模型。
管理方面。管理方式为数据驱动型,实现覆盖整个企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的自组织管理。建立企业(组织)级数字化治理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形成数据驱动型的企业(组织)治理体系,实现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平台化协同、动态优化和互动创新。
业务方面。基于主要或关键业务在线化运行、核心能力模块化封装和共享应用等,实现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业务模式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组织)为应对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快速变化,所开展的创新变革活动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引入,也不仅仅是流程再造和组织管理优化,而是要通过整合所有相关的资源和条件,将其转化为可响应不确定性的新型能力,并以新型能力赋能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业务新体系,形成发展新生态。数字能力就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新型能力,也是数字化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是企业(组织)深化应用数字技术,灵活配置与整合内外部资源和条件,加速创新转型,不断创造新价值的综合素养。不能将数字能力简单理解为企业(组织)能力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企业(组织)能力进行改造、提升乃至重构,所形成的新型能力。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未来企业(组织)的能力都将转变为数字能力,企业(组织)能力体系也将演变升级为数字能力体系。
【Note】
为有效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国际国内知名机构都在积极关注和探索新型能力建设。高德纳(Gartner)公司作为ERP概念的提出者,于2019年提出了企业业务能力(enterprise business capability,EBC)的概念,并预测:“到2023年,将有40%的大型企业使用EBC战略”,未来将从ERP走向EBC。国际知名架构组织the Open Group 2018年发布的《The TOGAF ? Standard, Version 9.2》中明确提出业务能力(business capability)的概念,认为定义业务能力和能力模型是实现转型发展的有效方法。从关注业务转向关注能力转变,将是企业(组织)获取数字经济时代竞争合作新优势的关键策略。
通过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打造的10 000余项能力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企业关注的能力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核心能力体系不断变迁。例如,研发创新方面更加关注基于客户需求的快速定制研发能力、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能力以及在线异地协同研发能力等,运营管控方面更加关注基于用户订单的柔性生产能力、资源共享和协同运营能力等,用户服务方面更加关注远程诊断与服务能力、客户互动与敏捷服务能力、全生命周期全场景服务能力等。
“中台”概念提出以来,出现了“数据中台”“技术中台”“业务中台”等不同提法,但是主要都在为技术人员,尤其是内部技术人员所用,中台的社会化赋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究其本质,中台应是一个能力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能力的数字化、模块化和平台化,向下赋能企业(组织)内外部资源按需配置,向上赋能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业务轻量化、协同化、社会化发展,大幅降低业务活动的专业门槛,推动业务活动“傻瓜化”,支持服务按需供给,推动企业(组织)快速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创新,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自适应能力和水平。
【Note】
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将中台定义为两类: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的本质是为了更好地固化及沉淀企业(组织)的核心能力,并以中台集群的方式为核心竞争能力的优化与进化赋能。数据中台的本质在于数据的整合、共享及深度分析,为前台的决策赋能。但过于细分中台概念,把中台与业务和技术过于绑定,无益于推动中台作为能力平台的社会化应用,不如进一步解耦能力与业务,通过推动数字能力建设和平台化应用,为企业(组织)内外部业务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赋能,既可推动传统业务优化,亦可支持业务创新和变革。
传统信息化建设思路是针对某个具体业务,开发对应的软件系统,并借软件系统将流程固化下来,这意味着系统对业务的支持将滞后于实际需求变化,甚至限制了业务转变。随着市场环境变化,消费者需求日渐多元,这种孤立分割的建设思路愈发成为企业(组织)快速响应和创新的阻碍。中台通过将企业(组织)核心竞争力抽象和固化,使其脱离某个固定的流程或场景,能够灵活调用,充分地支持业务服务轻量化、协同化、社会化发展和按需供给。同时,能力与具体业务解耦后可以减少重复建设,并不受业务场景限制,可更有效地进行迭代优化,促进企业(组织)内外部资源按需配置,最终实现赋能企业(组织)快速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创新的效果。
从知名芬兰游戏公司超级细胞(Supercell)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一窥中台如何有效支持企业(组织)进行创新。游戏开发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任务,为了缩短游戏开发周期,快速找到市场机会并获得成功,Supercell设置了精干、小规模且数量众多的游戏开发团队,从而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多个方向进行尝试。为此,Supercell建立了强大的技术平台来支持其游戏开发业务。由于轻量化的开发团队规模小而数量多,因而不可能给每个团队配置完整独立的技术团队和系统工具。又因为开发周期短,需要及时响应每个团队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Supercell技术平台必须将各游戏开发团队的共性需求统一抽象出来,针对这些共性建设能力模块,以平台化的方式提供给各团队使用。
自2010年成立起,Supercell已经发布了5款全球热门游戏,业绩超过了大部分游戏公司。2019年,Supercell的总收入为15.6亿美元,和全球游戏巨头育碧娱乐软件公司(Ubisoft Entertainment)基本持平,且后者员工数量近15 000人,而Supercell的员工只有323人,这意味着Supercell的年人均产值达到了178万美元。让员工都能够专注于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将重复的复杂工作隐藏在后端,这正是中台理念的源头。
另一个广受关注的中台实践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中台建设,这里只举其数据中台实践。在阿里巴巴的业务快速增长时,产生的海量数据也对其数据存储产生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于2012年建立了淘宝消费者信息库,把淘宝、天猫、1688、高德等多个业务线的用户数据实现了全贯通。通过对大量多维度数据的利用,阿里巴巴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例如依靠数据的自动化投放策略,广告业务收入提升了数倍。在认识到中台带来的成效后,2015年12月7日,时任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CEO)的张勇通过一封内部信正式提出了“中台”战略。
尽管中台展示出了无可争辩的效用,但不是所有企业(组织)都适合中台。根据中台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组织)建设中台往往需要有以下基础:
(1)有足够系统建设积累。中台建设对系统架构设计和工程开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没有足够的信息系统建设经验难以胜任,在没有学会标准动作前贸然尝试变化和创新反而会面临更大风险。
(2)有共性业务需求。在Supercell和阿里巴巴的案例中都可看到,中台重要的作用是减少数字化重复建设,消除冗余投入,倘若企业(组织)业务线简单,并无重复建设情况,就不必把问题复杂化进行中台建设。
(3)有中台运营能力。中台的一大优势在于加快能力不断沉淀和迭代优化,这意味着中台需要与业务一起不断变化和更新。如果企业(组织)不具备对中台实现持续运营的能力,则中台也将无法发挥效果。
中台和其他的工具一样,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组织)的实际需要而发展出的应用,并不是保证企业(组织)竞争力和增长的万能药。实际上,提出中台战略的阿里巴巴CEO张勇也在2020年12月表示要将中台变薄,因为“尽管阿里有很强的中台,有很多现成的基础资源,但对于还处在起步阶段的业务,去找中台要资源,效率不够高”。处在业务高速发展阶段的企业(组织),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更注重于颠覆式创新,找到和抽象出共性能力的难度更大,对能力重复建设的容忍度也较高。可见中台建设与否与组织所处的阶段也息息相关,要真正建好和用好中台,需要企业(组织)全面构建起“以价值为导向、以能力为主线、以数据为驱动”的数字化转型运营体系,构建起能够独立运转的能力单元,让中台真正发挥出作为“作战体系中枢”的作用。